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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发布时间:2018-01-29 发布人:admin
  戴红雨与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7)苏01民终178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劳动西路296号7楼。

  法定代表人:陈光乐,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邱林,该公司员工。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科峰,江苏冠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戴红雨,男,汉族,1977年3月16日生,住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

  委托诉讼代理人:吴冬平,江苏品迈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韩洋,江苏品迈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六工)因与被上诉人戴红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6)苏0106民初4078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7年1月9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

  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湖南六工上诉请求:一、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戴红雨的一审全部诉讼请求;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由戴红雨承担。事实和理由:一、一审法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判决湖南六工承担支付工程款的义务属于适用法律错误。一审法院一方面认定《工程劳务承包合同》

  无效,另一方面又认定戴红雨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该案工程已验收合格,戴红雨作为无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在工程并未验收合格的情况下判决湖南六工承担责任,明显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的规定。二、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1.2016年湖南六工与戴红雨结算确定涉案工程总价款为6078586元,而且明确约定无任何增、减项目。湖南六工已经支付戴红雨5747201.61元,一审法院却认定湖南六工只支付4764201.61元,不符合实际情况。针对明细第8项的23万元,是徐玉成以银行转账的方式直接汇入戴红雨账户,戴红雨一方面承认包括徐玉成支付的1250523元为工程款,另一方面又抗辩称没有收条而不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戴红雨前后矛盾的抗辩不应得到采纳。针对明细第18项,孙琴代付72.3万元,湖南六工提供的证据证实戴红雨在付款通知单上写明“以上明细准确”,并签字确认,完全能够说明戴红雨已经收到该笔工程款。一审庭审中戴红雨仅口头提出抗辩,没有任何证据加以反驳,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和优势证据原则,上诉人已经尽到了举证责任,而一审法院对被上诉人的口头辩称盲目采纳是不符合公平正义的。2.在没有查清事实的情况下,一审法院不应支持戴红雨要求湖南六工返还保证金100万元的主张。徐玉成虽然是上诉人项目部的工作人员,但在没有得到湖南六工或项目部授权的情况下,其书写的100万元保证金收条并非履行职务行为,更何况,现有证据表明,湖南六工没有收到戴红雨的任何资金。根据长沙市天心区公安分局的询问笔录,徐玉成书写的保证金收条虽然计入了涉案项目部的会计账簿,但根据徐玉成的会计曹仁米陈述,其只是依据徐玉成提交的借条等凭据来记账,不管理相应资金,因此,戴红雨还应证明该保证金实际交付给了湖南六工,否则湖南六工不应承担返还义务。三、湖南六工不应给付逾期付款利息。戴红雨作为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因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合格而不能请求湖南六工支付工程款,其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更不应得到支持。

  戴红雨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本院依法驳回湖南六工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戴红雨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一、湖南六工支付工程款1485963.19元,逾期利息291684.89元(按年利率6.15%计算自2013年10月10日起至2016年4月10日止);二、湖南六工返还保证金100万元及利息153750元(按年利率6.15%计算自2013年10月10日起至2016年4月10日止);三、湖南六工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2011年9月1日,湖南六工老水关桥地区危旧房改造项目部(以下简称水关桥项目部,甲方)与戴红雨(乙方)签订《工程劳务承包合同》,由戴红雨分包南京下关区老水关桥01、02幢及商业裙房危旧房改造工程,工程概况为框架剪力墙,地下二层(含人防)、地上十八层。双方约定:本工程所有给排水、电气安装、通风、设备安装、消防工程;承包形式,包工包料(甲供材由业主提供)、包安全文明施工、包进度;承包价格,按甲方投标总价水电安装部分合价下浮23%(其中已包含甲方管理费、利润)。工程期限,开工日期为2011年9月5日,竣工日期为2012年12月31日。质量保证金,签订合同,乙方向甲方缴纳40万元质量保证金,在本工程结构出+0.00,甲方退还乙方20万元;本工程结构至九层结束,甲方退还10万元;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甲方退还最后10万元。工程进度款,本工程结构出+0.000,支付中标价的10%;至2012年春节前,支付中标价的25%;主体封顶,支付中标价的45%;落外脚手架,支付中标价的55%;竣工验收后,支付中标价的75%;审计结束,支付审计价的95%;尾款工程保修期满一个月内付清。工程竣工验收后,乙方在7天内将工程结算书交送甲方,甲方在10天内审核完毕,并签署审核意见;双方无争议时,甲方负责按约定方式向乙方支付工程结算款,如双方意见不一致时,可报请有关部门调解。保修项目及保修期限,同甲方与业主签订的工程总承包合同。经双方协商,附属工程质量保证金30万元,主体工程追加质量保证金30万元。甲方驻工地代表徐玉成,乙方驻工地代表戴红雨等。

  徐玉成、戴红雨分别在合同尾部发包方委托代理人处、承包方处签名。而戴红雨并不具备上述工程相应的施工资质。

  2011年9月20日,徐玉成向戴红雨出具收条一份,内容为“今收到戴红雨水电班组水关桥项目部质量保证金壹佰万人民币”。2013年9月12日,涉案工程竣工。2013年9月16日,总承包方湖南六工、监理方南京普兰宁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建设单位南京龙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共同出具单位工程竣工验收证明书,同意验收。

  2013年2月4日,戴红雨与徐玉成结算并签订结算单,该结算单显示,附属工程一栏第3项内容为“退还质量保证金:30万元×70%=21万元(依据主体水电承包合同同比退还)”;主体水电工程一栏第2项内容为,“退还质量保证金:70×75%=52.5万元”。同时戴红雨在签字前写下如下内容,“考虑项目部春节前资金紧张,同意项目部资金安排计划。但春节后水电工程已进入设备安装阶段,需大量资金购买设备等材料,请项目部到时候及时支付余款,确保我方工程进度。如资金滞后影响工程进度,我方不承担任何责任”。2014年1月20日,戴红雨与徐玉成结算并签订结算单,该结算单显示,附属工程一栏第3项内容为“退还质量保证金:300000元(依据主体水电承包合同同比退还)”;主体水电工程一栏第2项内容为“退还质量保证金:700000元”,第3项内容为“点工签证等96578.8+徐新明借款25000元+徐玉成借款50000元=171578.8元”。同时戴红雨在签字前写下如下内容,“经核对结算明细及已付款给予确定认可。本次春节前项目部只安排40万元,远远不够我方支付人工工资及材料款。

  工程结算已于9月30日前送交项目部,请按合同条款支付余款。请项目部务必多考虑部分资金给我方,以便发放工人工资”。2016年1月6日,戴红雨与水关桥项目部进行核算并签订结算单,确定涉案工程总价款为6078586元,无任何增、减项目。在湖南六工提供的该涉案项目账册中,记录了徐玉成收到保证金100万元。

  在一审法院(2014)鼓民初字第4381号黄细友诉王威、湖南六建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一审法院于2014年10月22日作出民事判决书,认定南京市鼓楼区老水关桥地区危旧房项目01、02幢“已施工完毕,并交付使用”。王威、湖南六建公司不服上述判决,提起上诉。2015年2月10日,本院(2015)宁民终字第1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戴红雨认为湖南六工已经支付工程款4764201.61元,包括徐玉成支付的1250523元。湖南六工认为,根据徐玉成的账本确定支付情况,已经支付工程款5878621.3元并提供相关明细及凭据;对于明细第24项2万元,可能是财务方面出现的问题,没有体现戴红雨收款的情况;对于第30项,是甲方给湖南六工的记账凭证,戴红雨在起诉中已扣除841129.31元,但对于其他费用31255.59元系延迟履行金、利息、诉讼费,应由戴红雨承担;对于第29、34、36、37项是诉讼费、律师费,没有完整的凭据,湖南六工不再主张;通过核算,湖南六工已经支付戴红雨5747201.61元。戴红雨质证认为,对于第8项23万元,没有收条收据,会计记账凭证中没有戴红雨姓名,徐玉成付款12505023元不包括这23万元;对于第18项2013年3月20日孙琴代付72.3万元,仅有付款通知书,没有银行转账凭证及收条,戴红雨没有收到该笔款项;对于第24项2万元,是徐玉成借戴红雨2万元支付工地水泥款,在记帐凭证上注明的交款单位是戴红雨,借方是徐玉成,17万元的签证中包括这2万元;对于第30项,戴红雨认可其他案件判决材料款841129.31元,而对于延迟履行金、利息、诉讼费,不应由戴红雨承担,系项目部没有支付戴红雨工程款导致材料商起诉所产生的费用;对于第35项,相关凭证是戴红雨于2016年2月4日向邓勇借款3万元,是个人之间的借款,与湖南六工无关。

  戴红雨、湖南六工均认可徐玉成于2014年12月死亡。

  一审法院认为,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并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一审法院作如下评判:关于湖南六工是否承担支付工程款责任的问题。水关桥项目部仅是湖南六工的一个内设机构,不具备法人资格,因而湖南六工水关桥项目部与戴红雨签订的《工程劳务承包合同》,系履行职务行为,由此产生的合同权利义务应归责于湖南六工。因此本案的合同相对方为湖南六工,湖南六工应承担支付戴红雨工程款的义务。

  关于涉案合同效力的问题。戴红雨所承包的上述工程,为水电分包工程,戴红雨不具备该工程的施工资质。因此戴红雨与水关桥项目部签订《工程劳务承包合同》违反法律的禁止性效力性的规定,属于违法分包,合同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条的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虽然本案承包合同无效,但涉案工程已经竣工并交付使用,且已经双方结算,戴红雨作为承包人可以参照合同的约定主张工程价款。

  关于本案工程款的结算问题。2016年1月6日,戴红雨、湖南六工进行核算并签订结算单,确定涉案工程总价款6078586元,而且明确约定无任何增、减项目,因此涉案工程造价为6078586元。戴红雨认为湖南六工应支付合同外签证款171578.8元(点工费用),而其提供的相关证据不足以证明存在增加项目等,也没有得到监理方等的确认。即使存在增加、变更项目,戴红雨应在2016年1月6日的决算中将变更或增加的项目一并提出并结算。现戴红雨提出该项主张,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湖南六工认为已经支付工程款5878621.3元,但戴红雨对湖南六工提供的付款明细中第18、24、29、30等项提出异议,而且湖南六工提供的上述明细的相关证据也无法证明其支付戴红雨工程款,因此对于湖南六工的主张,一审法院不予采信。故湖南六工应支付戴红雨工程款1314384元(6078586元-4764201.61元)。

  戴红雨提供的工程竣工验收证明书仅能证明相关单位同意验收,但不能证明该工程经验收合格。根据一审法院(2014)鼓民初字第4381号民事判决与本院(2015)宁民终字第119号民事判决,可以确认涉案工程于2014年10月22日前交付使用,已经超过2年保修期,而且湖南六工也未提供证据证明“甲方与业主签订的工程总承包合同”约定的质保期限,故应按照2年计算保修期限,因此湖南六工应支付戴红雨剩余的所有工程款。

  关于戴红雨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问题。虽然合同无效,但是戴红雨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属于工程款的法定孳息,湖南六工应依据相关规定支付利息。涉案工程于2014年10月22日前交付使用,因此戴红雨主张的逾期付款利息应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自2014年10月22日起至2016年4月10日止。

  关于湖南六工是否返还戴红雨100万元保证金的问题。戴红雨、湖南六工在合同中约定了保证金40万元,后补充约定追加附属工程、主体工程保证金各30万元。戴红雨以徐玉成书写的100万元保证金收条证明戴红雨支付保证金100万元,而湖南六工不认可已经收到保证金100万元。但徐玉成书写保证金收条系履行职务行为,可以证明徐玉成已经收到保证金100万元,相关账册中亦载明收到保证金100万元,因此戴红雨已支付湖南六工保证金100万元。现涉案工程已经交付使用,戴红雨、湖南六工亦对涉案工程造价进行了结算,因此湖南六工应返还戴红雨上述保证金。对于戴红雨要求湖南六工返还保证金的主张,一审法院予以支持。对于戴红雨要求保证金利息的主张,没有法律依据,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综上,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第五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条、第二条、第十八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判决:一、湖南六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戴红雨工程款1314384元及逾期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金融机构基准贷款利率计算自2014年10月22日起至2016年4月10日止);二、湖南六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戴红雨保证金1000000元;三、驳回戴红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湖南六工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30251元,减半收取15125元,由湖南六工负担(戴红雨已预交,湖南六工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该款一并给付戴红雨)。

  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均无异议,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二审期间,湖南六工提交证据如下:一、戴红雨在建设银行开立的尾号为69811账户的明细查询单一份,用于证明湖南六工在2012年春节前,即2012年1月20至21日期间以现金的形式向戴红雨支付了31万元的工程款。湖南六工称,该31万元是第18号凭证所记载60万元的组成部分,该60万元中另有29万元目前尚未查到相应的凭据。二、南京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复印件一份,用于证明周忠华于2012年1月21日向戴红雨账户打款26.4万元。湖南六工陈述,周忠华是湖南六工财务人员孙琴的丈夫,并称该26.4万元与刚才的31万元同为60万元的组成部分。三、南京银行付款凭单复印件两份,用于证明周忠华分别于2012年5月29日和5月31日向戴红雨的账户打款4万元、6万元。湖南六工陈述,该两份凭据对应18号凭证中记载的2012年5月31日的10万元付款。四、湖南六工与戴红雨在对账过程中形成的水关桥付款明细单一份,用于证明18号凭证所涉72.3万元的构成明细、该款项通过湖南六工的会计孙琴支付。

  五、本院(2016)苏01民终9458号民事判决书网页打印件一份,用于证明戴红雨在一审中就18号凭证涉及的72.3万元是其与徐玉成就其他工程所作结算的陈述不实。

  戴红雨质证认为:一、银行明细查询单无法看出31万元是湖南六工支付给戴红雨的,戴红雨收到的该款并非湖南六工支付。二、戴红雨称其不认识付款人周忠华,并质证认为,即使周忠华向戴红雨支付了相关款项,也不能代表周忠华是代湖南六工支付的款项。后又改称,其认可付款人周忠华是湖南六工会计孙琴的丈夫,该26.4万元是周忠华归还戴红雨的欠款。三、认可两份南京银行付款凭单复印件,周忠华于2012年5月29日和5月31日支付的4万元与6万元戴红雨已实际收到,但上述两笔付款已经包含在被戴红雨认可的湖南六工的已付工程款之内,实际对应的是第6号记账凭证记载的29.65万元,是该29.65万元的组成部分。四、对水关桥付款明细单不予认可,因为其中既没有戴红雨的签名,也没有湖南六工的印章。五、对本院(2016)苏01民终9458号民事判决书网页打印件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判决与本案无关。

  戴红雨在二审期间提交了日期为2013年2月2日的收据复印件一份,用于证明双方争议的72.3万元是由徐新明与徐玉成领取。湖南六工对于该收据复印件的真实性予以认可,并认为该收据能够证明湖南六工已经实际支付了72.3万元给徐玉成和徐新明,而戴红雨在涉案工程中主要是与徐玉成与徐新明接洽的,在徐玉成与徐新明领取了72.3万元后,戴红雨在18号凭证中签字确认,具有收据的法律性质,能够证明争议的72.3万元戴红雨已实际收取。

  对于湖南六工在二审期间提交的证据,本院认为:一、对建设银行出具的戴红雨名下尾号为69811账户的明细查询单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该查询单虽载明该账户于2012年1月20日入账10万元、5万元及1万元,并于2012年1月21日入账15万元,却并未显示上述款项系湖南六工支付,故该该明细查询单不能证明湖南六工所称的其支付上述款项给戴红雨的主张。二、本院对南京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复印件的真实性予以认定,该申请书能够证明2012年1月21日周忠华向戴红雨账户支付26.4万元的事实,本院予以采信。三、戴红雨对两份南京银行付款凭单复印件的真实性予以认可,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认定,但戴红雨辩称相应两笔付款并非72.3万元的组成部分,而是其于2012年8月25日出具的金额为29.65万元付款单的组成部分,对此本院认为,戴红雨于2012年8月25日出具的金额为29.65万元付款单中载明“付款日期为2012年5月19日至2012年7月25日”,现湖南六工提交2012年5月29日、31日总计金额为10万元的付款凭单不足以证明其在上述29.65万元之外还另有10万元付款。四、水关桥付款明细单中没有戴红雨的签名,不能证明戴红雨就其中记载的付款明细予以确认,本院对此不予采信。五、对本院(2016)苏01民终9458号民事判决书的真实性予以认可,但该判决内容与本案无关。

  湖南六工对戴红雨提交的收据复印件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该收据体现了双方当事人争议的72.3万元的收款情况,本院予以采信。

  二审期间,经湖南六工申请,本院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四平路支行、南京南瑞路支行分别调取了戴红雨在上述两支行开立的尾号为39011及66519的账户在2011年9月至2012年12月期间的交易明细清单,湖南六建对上述两份交易明细清单的真实性均予以认可,并陈述,尾号为66519账户交易明细清单显示2012年1月21日入账26.4万元,可以对应其提交的南京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复印件,进一步证实周忠华于2012年1月21日向戴红雨账户打款26.4万元。尾号为66519的账户交易明细清单显示2012年5月29日入账4万元,尾号为39011的交易明细清单显示2012年5月31日入账6万元,以上两笔入账也能对应湖南六工提交的南京银行付款凭单复印件,进一步证实周忠华向戴红雨支付4万元及6万元的事实,此两笔款项共计10万元,是18号凭证中60万元的组成部分。戴红雨对上述两份交易明细清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26.4万元并非周忠华代湖南六工支付的工程款,系因戴红雨与周忠华有其他的借贷关系而产生。至于4万元与6万元的两笔入账,应当是6号凭证指向的款项,而非18号凭证涉及的款项。本院另查明,尾号为39011的交易明细清单显示,2012年9月27日、2012年9月28日以及2012年10月25日分别入账10万元、3万元以及5万元、4万元,与一审期间湖南六工提交附于24号记账凭证后的四张银行业务回单显示的徐玉成分别于2012年9月27日、9月28日与10月25日向戴红雨账户分别汇款10万元、3万元与5万元、4万元对应。戴红雨陈述,四张业务回单金额共计22万元,是徐玉成为归还戴红雨的欠款而支付。

  本院另查明,就湖南六工与戴红雨存在争议的23万元款项,湖南六工提交的证据除上述2012年9月27日、2012年9月28日、2012年10月25日金额为10万元、3万元、5万元以及4万元的四张银行业务回单外,另有一张戴红雨于2012年9月22日出具的借条,载明“今借到徐总人民币壹万元整。借款人:戴红雨”。

  二审期间,湖南六工与戴红雨均认可,就戴红雨已收到的涉案工程款,一部分系徐玉成向戴红雨支付,一部分系湖南六工向戴红雨支付。双方亦认可,前述银行明细查询单、银行业务结算申请书涉及的付款人周忠华系湖南六工会计孙琴的丈夫。

  以上事实,有银行流水单、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银行付款凭单、水关桥付款明细单、本院(2016)苏01民终9458号民事判决书、收据、借条、本院谈话笔录在案为凭。

  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一、湖南六工上诉主张的已付戴红雨工程款数额能否成立;二、戴红雨主张湖南六工返还100万元保证金能否成立。

  本院认为,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

  本案中,湖南六工主张其曾于2012年1月21日、2012年5月9日、2012年5月31日分别支付戴红雨工程款60万元、10万元及2.3万元,并提交了付款通知单、银行流水单等证据用于证明其上述主张,付款通知单上虽有戴红雨签名及“以上明细准确”字样,但戴红雨辩称其签字只是为了申请相应款项,并不认可已收到上述三笔共计72.3万元的工程款。湖南六工在二审期间提交了银行流水单、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和银行付款凭单用于证明其已支付该72.3万元工程款,但上述单据中体现的资金往来情况与相应付款申请单上记载的几笔款项均不能对应。而根据戴红雨在二审期间提交的收据,72.3万元系被徐新明代徐玉成领取,徐玉成作为湖南六工涉案工程项目部代理人与戴红雨就涉案工程签订了承包合同,因此,徐新明代徐玉成就72.3万元款项向湖南六工出具收据的行为不能视为湖南六工向戴红雨支付涉案工程款的行为,故对于湖南六工要求在应支付戴红雨的工程款中扣除该72.3万元的上诉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但湖南六工在本案二审期间提交了周忠华于2012年1月21日向戴红雨账户打款26.4万元的银行结算业务申请书,与本院调取的银行交易明细清单中显示的戴红雨账户于2012年1月21日入账26.4万元对应一致,证实戴红雨收到周忠华支付的该26.4万元。湖南六工与戴红雨均确认周忠华系湖南六工会计孙琴的丈夫,周忠华亦曾于2012年5月29日、31日分别向戴红雨支付4万元和6万元,戴红雨认可收到的该两笔款项为湖南六工支付的涉案工程款,因此周忠华支付上述26.4万元的行为应视为湖南六工向戴红雨支付的工程款。戴红雨辩称该26.4万元系周忠华归还的欠款,但并未举证证明其主张,本院对此不予采信。

  湖南六工提交了四张银行业务回单证明其于2012年9月27日、9月28日与10月25日向戴红雨支付10万元、3万元与5万元、4万元的主张,虽相应银行业务回单上载明的付款人为徐玉成,但徐玉成作为湖南六工涉案工程项目部的代理人与戴红雨就涉案工程签订了承包合同,其向戴红雨支付款项的行为可视为湖南六工向戴红雨支付工程款的行为。戴红雨虽称上述四笔共计22万元的款项系徐玉成向戴红雨归还的欠款,但戴红雨对此未能提供证据证实,且戴红雨在徐玉成支付上述四笔款项的前几天,即2012年9月22日才向徐玉成出具了借款一万元的借条,故本院对戴红雨的此项抗辩主张不予采纳。因此,对于湖南六工已于2012年9月27日、9月28日、10月25日向戴红雨支付工程款共计22万元的主张,本院予以支持。

  综上,上述26.4万元与22万元的款项应为湖南六工支付戴红雨的工程款,扣除上述两笔款项,湖南六工就涉案工程还应支付戴红雨830384元工程款。

  湖南六工上诉称,徐玉成无权向戴红雨收取100万元保证金,湖南六工不应返还该100万元保证金。对此,本院认为,徐玉成作为湖南六工涉案工程项目部的代理人与戴红雨就涉案工程签订承包合同,并在承包合同中就100万元保证金的组成和给付作出了明确约定,承包合同中并未就保证金的支付指定收款账户,综合涉案工程有部分工程款系由徐玉成向戴红雨支付的情况,本院认定徐玉成有权代湖南六工向戴红雨收取涉案工程保证金。戴红雨在本案一审期间提交了徐玉成出具的收条证明其实际给付了100万元保证金,相应账册中亦载明收到保证金100万元的情况,因此,一审法院判令湖南六工向戴红雨返还100万元保证金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综上所述,湖南六工的上诉请求部分成立,本院予以部分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6)苏0106民初407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6)苏0106民初407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戴红雨工程款830384元及逾期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金融机构基准贷款利率计算自2014年10月22日起至2016年4月10日止);三、驳回戴红雨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15125元,由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负担9073元,由戴红雨负担6052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0251元,由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负担18147元,由戴红雨负担12104元。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周晔
审判员  张旭东
代理审判员  王路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  戴苗